2017年11月15日,星期三

重新思考发展:Larry Summers

拉里·萨默斯就《21世纪全球发展政策的反思》2017年11月8日,在全球发展中心。一个45分钟的演讲视频在这里。这里有一些片段,我可以从许多片段中选择:

全球贫富之间戏剧性的趋同
“过去一代人中,贫穷国家的穷人和富裕国家的富人之间的趋同性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代人都要大。夸张地说,从伯里克利到1800年伦敦,2300年间生活水平提高了75%他们之所以称之为工业革命,是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人在寿命末期的生活标准与生命开始时相比,出现了明显而有意义的不同,工业革命期间的生活标准可能比生命开始时高了50%。百分之五十是中国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和许多其他国家在不同的六年时间里实现的增长。因此,如果你看一下物质生活水平,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人取得了进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人迎头赶上。这不仅仅是关于物质的东西和反映在GDP中的东西. ...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在国际社会的大力努力下,我们有理由希望到2035年,全球儿童死亡率将低于我的孩子1990年出生时的美国儿童死亡率。这是人类惊人的成就。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预期寿命已经超过了美国大部分地区。”

发展援助的边际效益是能够实现的,而不是资助的
他说:“我记得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的时候,我曾与我的前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坦·费舍尔坐下来交谈。我们聊天的时候,我还是个新手。我从来没有在官方部门做过任何事情。我说,斯坦,我不明白。如果一个国家有五个基础设施项目和世界银行能够为其中两个,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将成本效益分析和世界银行要做所有的东西,我认为这个国家所做的是展示世界银行两个最好的基础设施项目,因为这将是简单的,如果它从世界银行得到钱,那么它就会再做一个项目,但是世界银行实际上购买的不是它所展示的项目,而是它所使能的边际产品。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小题大做地评估我们项目的具体质量呢?”斯坦听了我的话。他看着我。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And he said, "Larry, you know, it is really interesting. When I first got to the bank, I always asked questions like that." "But now I've been here for two years, and I don't ask questions like that. I just kind of think about the projects, because it is kind of too hard and too painful to ask questions like that."
来自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多边机构的资金的影响力要小得多
“我们的钱——我指的是我们的援助和我们有很大影响力的多边机构的援助——比以前重要得多。也许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用故事。1991年,我刚开始接触这一切,当时我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我能看到的第一个真正重要的情况是发生在1991年夏天的印度金融危机。那时,印度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太靠近边缘,至少我记得这个故事,10亿美元的黄金的秘密被印第安人把在一艘运送到伦敦,在那里可以为紧急贷款抵押品,允许印度政府履行其工资在月底。当时,世界银行有能力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为印度提供30亿美元的贷款,以配合印度的经济改革计划。美国在制定世界银行的战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那30亿美元对六分之一人类的命运至关重要。今天,世界银行有能力在一年内向印度提供60亿或70亿美元的贷款。但印度有3800亿到38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收益率为1%的国库券。 And India itself has a foreign aid budget of $5 billion or $6 billion. And so the relevance of the kind of flows that we are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officially to major countries is simply not what it once was."
保护世界不受流感的影响与大学橄榄球教练的薪水相比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对流感大流行的预算比密歇根大学足球教练的薪水还少,更不用说在对冲基金工作的许多人了。这显然不合适。在如何处理全球公共产品以及如何为这些产品提供资金方面,我们还没有达成任何共识。”